“红军临时借谷证”见证中央苏区军民鱼水情-利来老牌

现存于中国财税博物馆的这张“红军临时借谷证”，内容为在江西瑞金县河西区借得干谷500斤，落款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。这张证深刻见证了苏区人民与红军鱼水同心、同甘共苦的革命真情。

1934年10月上旬，红军长征部队开拔在即，中央苏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长陈潭秋接到紧急指示，要迅速为长征部队准备五到七天的粮食。中央苏区本就缺粮，当地运输条件又差，而这次需要筹集的粮食多达几十万斤，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最终如期解决，究竟是靠了什么呢？这个法宝就是以红色政权的信誉作为担保的“红军临时借谷证”。

让我们回到1931年11月。那时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。随后，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壮大，全盛时期，仅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就多达十万人，粮食供给成为苏区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。1932年，中央苏区部分地方发生粮荒，无良奸商乘机囤积粮食、哄抬物价，而国民党又不断对苏区实行军事“围剿”和经济封锁，导致红军的粮食供应更加紧张。

1933年的春天，为了解决粮食问题，苏区政府一方面向群众借用谷物，并以借谷证为凭证，承诺一定会如数奉还；另一方面，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并建立粮食储备体系。苏区政府还规定：新谷上市后，将以高出市场三分之一的价格收购谷物；等到青黄不接之际，再将其按市场价格的95%卖给农民。以红色政权的信誉作为担保的借谷证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。1934年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成立。它是我党第一个主管粮食工作的机构，被誉为革命战争的“粮草官”。当时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首任部长陈潭秋实行了一系列详细的方案，使借谷证得以顺利发行、规范运转、精准结算。

据统计，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，中央苏区先后三次向群众借谷共100余万石，不仅缓解了军粮紧缺的局面，还为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的保证。红军长征后，尚未兑现的借谷证就留在了苏区老百姓的手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继续履行红军当年的承诺，作出规定，凡持有借谷证的群众，可以按时价兑换粮食或者现金。之后几十年，群众手中的借谷证，陆续得到了超出借谷数额甚至是十倍以上的兑换。

从“红军临时借谷证”的故事里，我们不仅看到了军民鱼水深情，也体会到了我党严明的政治纪律和一诺千金的信誉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，也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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